对马经义、许荻晔两篇红学新论的读后感
这几天仍是在昏忙。今天才集中看了咱巴蜀红学圈里转发的两篇文章：马经义的《如何评价红学家周汝昌》和许荻晔的《红学的当代困境》。觉得非常好！能在此时此刻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写出这样两个论题来，就很令人惊喜。文中所论也颇有见地，颇有新意。建议稍加润色之后，直接投稿到《红楼梦学刊》。相信在一些老一辈当事人已经仙逝之后，学刊的主事者不至于连这点学术度量也没有吧！何况二位作者都是秉持一种纯客观的认真态度，出以公心地在作探讨。除了略具开创性地率先提出此类新课题之外，尚无丝毫“负能量”之嫌疑存在啊。
然而，正由于是开创性的，作者在论述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够深入之处，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倒是建议，两篇文章的作者，都还可以在正式提交给红学正宗期刊发表之前，自己再作一次更深入细致的修改。就像鲁迅先生常常教诲年轻作者的一条宝贵经验所强调的：有分量的好文章，往往是“改”出来的——他自己有时就会对一篇小文章改上五六次之多。
比如：马经义在正确地指出，如何评价红学家周汝昌及其红学研究，是当今红学中“绕不开的新课题”之后，还颇有创意地提出了评价周汝昌红学的两个基本点：一、如何看待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意义；二、如何看待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但是，可否更进一步地提出第三个基本点——如何看待周汝昌红学在其最成熟的中晚期所遭遇的学术困境呢？这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既有周先生自己的“内因”存在，也有人为的“外因”存在。如果在今后的讨论中刻意回避这一点——尤其是出于为尊者讳而回避其“外因”，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
再如：许荻晔在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学的当代困境”这一近乎病入膏肓的症状之后，在找“病因”和开“方剂”的问题上，却似有点隔靴搔痒。仅仅给出了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太缺乏“危机公关能力”和太习惯于局限在“一群白头老者‘闲坐说玄宗’”式的“方法论”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致命的一大“病因”——某些身居高位的学界领导者较长时期以来总是囿于“一己之私”而不识大体的“顽疾”。如此一来，开出的相应“方剂”也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剂药——能够尽快戒掉“排斥异己”、“压制人才”甚至不惜“自废武功”的致命“毒瘾”。这才是彻底扭转“当代红学困境”的真正良药啊！
2017年7月4日01:12:21
[附录一]
如何评价红学家周汝昌
文 / 马经义 2017-06-27
在红学研究的两百余年中，周汝昌谱写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传奇，周先生因为《红楼梦》研究而名扬海内外，红学也因为有周先生的研究而耀眼于中国学术之林。周汝昌1918年出生于天津，2012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一生有六十余部学术著作问世，《红楼梦新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学著作，周汝昌因此成就了“新红学”的巅峰。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交给了红学，正如周汝昌自己诗中所云：“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对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历来争议最多，他所引发的红学“纠纷”至今未歇。在他身上集聚着赞扬、谩骂，肯定、否定、质疑、高尚、败坏等多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说不完的《红楼梦》，如今在《红楼梦》研究中又多了一个绕不开的周汝昌。该如何评价周汝昌以及他的红学研究呢？这已经成了红学历程中的新课题。
一、 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两个基点
对于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评价，笔者认为首先要树立两个基点，只有确立了以下两个基点才能更科学、更理性地评价周氏红学。
（一）如何看待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意义。
学术上的任何尝试都有可能被尘封在历史里，研究过程中的任何探索也极可能会导向一个错误的轨迹。然而无论是尝试或探索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用成功或失败为后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系。无论周汝昌先生的红学体系在你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严谨的还是漏洞百出的，周氏红学体系成为了红学历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系这俨然成为了事实。
高淮生先生在《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一文中说：“他（周汝昌）这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也‘随着中国局势的动荡而动荡’，时世的推移把他推到‘红学泰斗’、‘红学大师’位置上去，他再也走不下来了。他作为一个‘公共人’为这一显赫的俗世虚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正被赤裸裸的‘消费’着，至今难以消退”。[1]无论我们是闲聊周汝昌还是评论周汝昌，不正是在“消费”着这位曾经的红学泰斗吗？红学有历史，这表明红学是活着的，红学史形成的根源不正是像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待释、待辩的话题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周汝昌”三个字对于红学界，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名符号，而是被赋予了一种学术色彩、精神色彩，甚至是生活色彩的立体感知。正因为如此，周汝昌与现代红学的意义也就深在其中了。
（二）如何看待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
周汝昌红学研究已经成了红学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绕不开更不能硬生生地将其割裂，我们只有继承周汝昌红学，才能光大红学研究。然而如何看待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呢？
钱钟书先生说过，不管你对某学术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只要做出了评价与判断都是对这一学术理念的继承。我们彼此围坐在一起，雅谈周汝昌与现代红学或者在书房深思熟虑之后下笔千言，无论你持有何种立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您对周汝昌先生的学术体系有过深入而系统的剖析。此间过程难道不是一种传承吗？肯定周氏红学的梁归智先生、邓遂夫先生有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否定周氏红学的胥惠民先生、纠正周氏红学若干错误的杨启樵先生同样有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所以批评与赞扬，否定与肯定只关乎学术立场而不会妨碍学术的继承。
二、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有了前面两个基点，再来评价周氏红学就相对容易得多了，也可以平心静气的剖析周氏红学体系。红学观点与治学理念的评论，原本就难以给出对与错的评判。红学历史本来就是一堆七零八碎的自在呈现，对它的梳理与诠释不应该以“判断对错”作为目标。对于如何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分别切入：
第一：时间维度。所谓时间维度，从宏观层面上说就是产生某种学术观点与理念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从微观层面而言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其研究发展的学术史背景。
第二：人为维度。所谓人为维度，就是作者所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运用的方法是什么？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第三：文化维度。所谓文化维度，是在时间维度和人为维度下，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支配着作者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见解和思考。它的文化根源在何处？换而言之，出现这样的学术思想它的文化依据是什么？
对中国传统文艺的评论，最为讲究“知人论世”，时间维度、人为维度、文化维度正是“知人论世”的全方位立体式解读。就周汝昌先生而言，从他的学历背景、生活环境、修养学识上看他是跨越了民国和新中国的文人。在他的认知与理念系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中都融合了传统与创新以及中西方兼容与冲突的复杂元素。在加之学界中的恩恩怨怨，生活中的坎坷艰辛，身体上的失聪失明这一切造就了周氏红学的博大与独特。所以对于周汝昌红学研究的妙论与奇谈，只有基于“三维”评析才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三、对“周氏大对称结构说”三维评析
上文阐释了对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二基三维”评价理论，下面我们借助于一个实例看看如何运用这一评价法。
红学界给周汝昌的定位是“考证派的集大成者”，的确周先生在红学考证方面下的功夫最多，收获的成就也最大。与此同时他在《红楼梦》艺术研究，文本研究方面也多有精彩论述。例如周汝昌先生在研究《红楼梦》文本结构时提出了一个红楼文本“大对称结构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论述，《红楼梦》“整部书中采用的是‘大对称’之结构法。”曹雪芹的真本《红楼梦》“本分两‘扇’，好比一部册页的一张‘对开’，分则左右对半，合则前后一体，其折缝正在当中，似断隔而又实联整”。[2]周先生认为大对称的“折缝”就在书中第五十四与五十五回之间。周氏“大对称结构说”新颖别致。然而这种结构在红楼文本中是否存在，周汝昌先生提出“大对称结构说”对于他的学术体系有何意义？我们如何评价周氏“大对称结构说”呢？下面我们就运用“三维评价法”分层评析。
第一：时间维度
周汝昌先生的“大对称结构说”最早收录在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这本书的内容是他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时间是1986年至1987年。从时间维度的宏观层面而言，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刚刚解冻的时代，是各类思想交融、新旧交汇的时代。美学方法、文化方法、叙事学方法统统汇入红学研究中。从时间维度的微观层面看，此时的红学界，正是红楼探佚学萌芽并茁壮成长的关键时期。1983年和1987年梁归智先生的探佚二书《石头记探佚》和《被迷失的世界》分别出版。1989年蔡义江的《论红楼梦佚稿》出版。在此期间还有多位学者的探佚文章在各大期刊公开发表，《红楼梦》探佚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并且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
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下，催生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大对称结构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的写作方式是以文化方法为基础的，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一本融汇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小说。他阐述的“红楼文本大对称结构”至始至终都是为红楼探佚学服务的。所以从时间维度来看，此时周汝昌先生撰写《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并构建“红楼大对称结构”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人为维度
周汝昌先生研究“大对称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红楼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探佚。探佚研究的几大问题都可以在“大对称结构说”里找到答案，例如全书总回数问题，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结局与贾府命运问题，情榜问题，以及其他人物结局问题等等。周先生认为在“大对称结构说”理论下，《红楼梦》全本应该是108回，因为它是前后对称结构，前后各54回，总和刚好108回。周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红楼梦》全书一共写了三个元宵节和三个中秋节，在“大对称结构”中形成了一一对应的情节大关键。正面描写的第一个元宵节是第十八回元妃省亲，这是贾元春的人生辉煌期，第二个元宵节就应该落于原著的九十回或者九十二回中，它描写的是元春之死，这是贾元春的毁灭期。这样元春的人物命运线路就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书中正面叙写的第一个中秋节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名句就产生于此。所以周汝昌先生认为第二个中秋节应该是林黛玉死亡的情节点。以周先生红楼“大对称结构说”的推理，红楼主要人物以及贾府的命运都可以找到变化的轨迹。
周汝昌先生研究“大对称结构”的方法是什么？首先从中华传统审美观念切入，以建筑对称之美为例。再运用中国文化阴阳论诠释中华文化原本就是一个“最大的对称美”，进而说明曹雪芹承袭了中华文化中的“对称美学”并运用到了《红楼梦》的创作之中。周先生的这种逻辑结构似乎能讲通，然而详细探究起来，问题就出现了。例如阴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对称”还是“对比”？在中国文化中阴与阳肯定是“对比”关系。我们可以评价说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偷换了概念。用语言逻辑完成了“对比”向“对称”的过度。正如陈维昭先生所说：“于是义理命题被转换成逻辑命题，诠释的命题被转换成还原的命题。”[3]
周汝昌先生在“大对称结构说”下推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并找到相关人物的命运轨迹，从方法上看似乎合理，但是从逻辑上看并不严谨。例如全书写了三个元宵三个中秋的说法就并不准确。《红楼梦》中第一个中秋和第一个元宵的描写都不在贾府，而是落在第一回甄士隐与贾雨村的故事中。周先生解释说这是写甄家祸变，不在贾家之数。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设定三个中秋三个元宵为“关键情节”的依据是什么呢？同在《红楼梦》文本里一个中秋算关键，另一个中秋可以忽略不计，如此以来就难自圆其说了。
周汝昌先生研究的“大对称结构”有何影响？从探佚学研究的本身而言，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例如浦安迪的《红楼梦原稿百回本的设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都受到了周汝昌先生“大对称结构说”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周氏大对称结构说”的影响不仅仅在红学研究的技法层面，还在于红学研究的理念层面。“周氏大对称结构说”是周汝昌先生主张“回归文本”的主要表现。周汝昌先生所理解的回归文本并非简单的红楼人物欣赏，情节解读等等，而是着眼于曹雪芹的创作依据着何种文化精神与理念。例如《红楼梦》原本为什么是一百零八回？ 周先生认为《红楼梦》全书的结构布局是以每“九”回为一个大段落，一共有“十二”个大段落，合计正好108回。那为什么是“九”和“十二”呢？周先生从中华文化角度做了诠释：例如中国古代历法，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30天，每季90天，故而有“九秋”、“数九”等计法。又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证明了“九”的运用，例如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七十二是九的倍数。中华武术“十八般”兵器，也是九的倍数。“三十六”种计策也是九的倍数。文学作品中《九歌》、《九章》都以九为篇数。周先生认为是中华文化中“数字文化基因”影响了曹雪芹，于是才有了108回的回数。
红学研究“回归文本”的呼吁是在当年“什么是红学”的讨论之后而留下的大命题。然而当下的回归文本又导向了另外一个轨迹，那就是一头扎进红楼情节中，探寻哪些鸡毛蒜皮的隐秘之事，偏离回归文本十万八千里了。所谓“回归文本”其含义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之中，探寻中华文化之本。窃以为这才是“回归文本”的真正内涵。然而“回归文本”也有一个方向性问题，是透过《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还是从中华文化基因中看《红楼梦》文本创作，笔者认为周汝昌先生选择了后一种。
第三：文化维度
周汝昌先生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红楼梦》，以探佚学为精神宗旨，以文献学为研究基础，以悟证为研究方法，去捕捉、建立各种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是何种文化基因让他满怀激情，始终不渝。这是周汝昌红学研究文化维度评析的重点。
在周汝昌先生阐释的“大对称结构说”中，从科学考证的角度看很多地方并不严谨。例如周先生认为曹雪芹设立《红楼梦》为一百零八回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创作巨大影响。“《水浒传》是从三十六人演变而成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合而称为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雪芹深受此意之启示，遂尔灵机一转，说：我也学《水浒》，但他写的是一百单八位英豪，我写的却正相反，是一百零八个弱女。——自然，从我们民族文学传统说，对仗是时时要讲求，要应用的，所以这分明是说：施公写的既是百零八条绿林好汉，曹候写的乃系百零八位红粉佳人！此悟最有意味。”[4]
从考证角度而言，周先生上述文字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能证明曹雪芹就是参照了施耐庵的创作方法，但从逻辑的角度看似乎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周汝昌先生将这样的考证方法称为“悟证”法。所谓悟证法就是在找不到材料之间的实际关联的时候，通过体悟、联想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建立材料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周先生的红学考证中运用的最多，因此常常被红学界的学者们所诟病。
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导致了周汝昌先生有如此这般的悟证推演呢？周汝昌先生的治学最讲究悟，曾在其自传中说：“治学不易，要有才、学、识、德、勇、毅、果、静、谦……也要能悟。悟有顿、渐之分；顿时一见即晓，当下即悟。渐就是涵咏玩味，积功既久，忽一旦开窍，洞彻光明。”[5]周汝昌是红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传统诗人，周先生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浓厚气息，他的思维方式最能体现中国文人的特色。中西方两种文化相比较而言，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西方注重思维的逻辑与理性，所以在西方的文化史上充满着哲学思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讲究直观体悟并不太注重逻辑推理，悟性的高低往往是判断一个人聪明才智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提升“悟”是中国传统学者的一贯主张。“悟”这个字是“心”加“我”的组合，我们常说要“用心学习”“用心思考”，现代科学早就告诉我们，用于思考的是脑而不是心。难道中国人就那么傻，始终相信用“心”思考？其实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方式。所谓“用心思考”不是指用心脏来思考，而是“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6]所以在中国文化意蕴下“用心”获得的知识、技艺、方法等等大多都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奇妙之感。周汝昌出生于1918年他接受并承袭着最为纯正的中国式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基因导致了周先生运用“悟证”去研究《红楼梦》，所以从文化维度看周汝昌先生的“悟证”研究法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周汝昌似乎成了新红学的代名词，他的一生风雨艰辛、光辉灿烂，他的红学体系宏伟而博大。在红学的历史长河中，这座耀眼的坐标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本文提出的“二基三维”评价法则可以为我们正视周氏红学打开了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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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高淮生.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2012年第4期.
[2]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83.
[3]陈维昭.红学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54.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93.
[5]周汝昌.天地人我[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197.
[6]王前.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此文发表于：《青年文学家》 2017年2月刊
延伸阅读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生于天津。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
中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2012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附录二]
紅學的當代困境
文/ 許荻曄 2017-07-03 原载 红迷驿站
【編者按】
2013年11月，“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河北省廊坊市舉行，此後《東方早報》用了3個版篇幅談“紅學當代困境”，並反思了主流紅學的所作所為。提出這個問題大有益於拓寬學術視野，對於深化紅學學科建設，建立科學的學術批評機制，促進紅學研究向制度化邁進，無疑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舊文重發，編者就文中個別字詞做了刪改，以饗讀者，意在引起大家的討論與思考。
主流的反思
雖然位列20世紀中國的三大顯學，20世紀上半葉，《紅樓夢》研究尚不脫知識階層的逸趣雅好或智力遊戲，卻因其中一位愛好者毛澤東，在中國大陸被推廣普及為全民運動。此後很長時間裡，中國紅學研究的學術交鋒裡，或顯或隱流露着政治較量的兵刃氣。
『文革』之後，紅學在索隱、考據、階級論的道路外，重新回歸小說本身。在知識仍帶有光環的時代裡，紅學是專家的，也是普羅大眾的，《紅樓夢學刊》作為一本學術刊物，第一輯發行達8.5萬冊。同時，學界亦積極向大眾提供文化產品，1987年的電視劇《紅樓夢》受當時紅學潮流影響，結局設置以探佚結果取代了流傳更廣的後四十回，雖然對此改編紅學家內部猶有爭議，老百姓卻只管對着電視機唏噓垂淚。
但這個世紀，紅學開始紅得尷尬。索隱派借助強勢媒體『捲土重來』，民間研究者、愛好者借網路展開言說空間，紅學界作為共同的對立面，在雙方的相互印證中，被樹為一個壓制異見的強勢組織。同時，在學術生產後勁不足、缺乏有效訴諸大眾的文化產品、應對時代轉型的反應遲鈍,以及一個學術團體面對權力資本的微妙處境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國紅樓夢學會為代表的紅學研究界的公眾形象一落千丈。
這種遭遇可能只是當下學術界困境的一個投影，但紅學因其紅極一時，成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起朱樓的盛況依稀，宴賓客的場面猶在，下一步哪怕樓塌了，也不失為傳統悲劇收梢；但在這個時代，還可能出現更殘忍的結局：或漠不關心，或當個笑話。
紅樓夢研究一度被推廣為一項『全民運動』，而本世紀以來，熱鬧的紅學似乎紅得有些尷尬。
閑坐說玄宗
89歲的馮其庸坐在主席臺上，身邊是86歲的李希凡，以及被李希凡稱作『小胡』的71歲的胡德平。這是2013年11月23日『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會暨學術討論會』的開幕式，這位中國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鐘的發言，在回顧了20世紀紅學發展，表達了新世紀的新期待後，他略作停頓，全場掌聲適時響起，然而馮其庸接着說：『但擴展思路、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不是讓大家去想入非非，學術研究要認真踏實、實事求是。』
1954年向俞平伯的紅學研究發難而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李希凡，批評了目前存在的『秦學』（劉心武對《紅樓夢》的猜謎式研究）、否認曹雪芹著書以及徹底否定程高本的觀點：『學術需要百家爭鳴，以便讓我們更好地接受《紅樓夢》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爭鳴不是奇談怪論，是要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
用自己的話說，馮其庸已經『看不清，對着耳朵說才能聽到；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他的聽力還行』，但這些年的紅學聚訟，他們看來還是了然於心，並有所回應。然而這一場景，印證的更像是紅學研究在當下的傳播困境：在場的都是『自己人』，與批駁物件沒有直接對話機會，意見往往只能由媒體一鱗半爪地轉達。最殘忍的是，連劉心武都見好就收地不提紅學會很多年，紅學界的老先生們卻還是習慣性地擺出了對陣的架勢。對他們來說，這也許是對待學術論爭的應有態度，但在習慣了一切都以資訊乃至以景觀觀之的當代觀眾，看上去也許更像一群白頭老者在『閑坐說玄宗』。
危機公關
『2005年開始，紅學出現了亂象。』原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胡文彬說。
與其說是亂象，不如說是暴露了紅學家們捉襟見肘的危機公關能力，雖然原本在他們的學術訓練中，從來不需要這一項。這一年的4月，劉心武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揭秘《紅樓夢》』。這不是這個2001年創辦的科教節目第一次普及《紅樓夢》，也不是這位知名小說家首次發表紅學觀點，但當劉心武通過央視成竹在胸地把一部名著當套娃拆解，還真的取出了一組更神秘的『秦學』，全國人民都看呆了。
紅學界的應對仍按照慣有邏輯運行：2006年第1期的《紅樓夢學刊》為駁斥『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刊發了一組文章。學者們或以為用9篇文章從論據論證到思想源流各個角度能對劉的學說逐一攻破，匡扶正統。但意外的是，此舉一出，加上之前各人零零散散的媒體表態，反而使『主流紅學界』仗勢欺人的學閥形象深入人心。
這或許是這個時代學術爭鳴的代價。1992年劉心武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在《紅樓夢學刊》發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固是大為激賞，也有人展開爭鳴，對於駁詰觀點，劉心武在《『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自道：『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
但在大眾媒體參與傳播之後，學術爭鳴忽然有了一種更簡明易懂的理解思路：壓迫/被壓迫的二元關係。也因此，原本各種『非主流』的《紅樓夢》研究，忽然有了更合適的位置來安置、闡釋自己；而紅學界板着面孔講大道理的形象，絕對是公共危機應對的反面教材：順勢就被請上『權威機構』的高位，直到台下看熱鬧的人散了，才發現沒有下來的臺階。
所謂『亂象』由此而生。縱觀紅學史，版本、作者、探佚……各個時期都有各種石破天驚的大故事出現，但紅學界hold得住。劉心武給《解放日報》投稿時，編輯陳詔雖不認同，但亦認真編發；霍國玲《紅樓解夢》出版時，胡文彬作序稱『紅樓不廢百家言』。但這樣的學術自信，在這個時代裡漸漸被孤立，不再擁有話語權，動輒被『猛批』、『炮轟』所裹挾的紅學會，不復存焉。
『面對別人的指責，我們現在是說話呢還是不說話呢？不說，他們就說：看吧，紅學會無法反駁默認了；一說，他們就說：看吧，紅學會壓制圍剿我們了。』紅學會會長張慶善反問。
學術之困
從內部觀察，失去自信或是因為紅學界學術生產力的下降。紅學家蔡義江介紹，他偶然讀到一名研究者論《紅樓夢》十二官的文章，此人考證出『官』用於人名自乾隆時期始，但沒有展開，反是去闡釋十二官各自的名字、角色等細節。
『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可以有力地反駁那些說《紅樓夢》寫于康熙雍正年間的觀點。但文章那樣寫，像是有一把好武器，卻不知怎麼用，最後朝天開了一槍。』出於納悶，蔡義江問了下作者的想法，對方答：『我人微言輕，不敢接觸這些論爭。』
『這個觀念就不對。就算兩個權威辯論，你也可以表態：你支持誰的觀點，或者對誰大部分同意哪裡不同意，誰有問題但是哪裡有道理。這裡並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輕不輕，而是你心裡有沒有存着學術上的大問題。』蔡義江說。
他感喟現在的年輕人研究越做越小。為了不出錯，老找一些前人沒有提到的小問題來做文章，『寫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發現，寫別人沒有寫過的東西。這麼好的發現，你就隨隨便便用在一篇沒人注意的文章裡，這不是浪費嘛！』
對於一門成熟學科，這並不算新鮮問題，但紅學因以考證為根本，此種現象格外顯眼。紅學一詞的出現可追溯至光緒年間，但用以指稱『用現代學術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卻是要到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胡適認為蔡元培等對《紅樓夢》本事的猜謎方式是歧途，正確的方式是根據可靠版本和材料，確定作者、家世、年代、版本，其自道曰：『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但考證方法，倚重的除了材料，還有學問功夫。畢竟不是手握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就能負責闡釋一切的上世紀50年代，年輕學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版本與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沒有更新，翻來覆去的考證頗有些無米之炊感。而現今的索隱派『捲土重來』，也是因為考證派如今自顧不暇的窘境。
『現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飯，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東西拿過來，加點新名詞，加點所謂方法的作料，就出來了。這還算好的。有一次我去《紅樓夢學刊》辦公室，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再一看作者是別人，已經膽大包天到把別人的文章抄一遍，連小標題都不改就送來發表了。』胡文彬說。
1979年《紅樓夢學刊》第一輯出版時，發行8.5萬冊，而現在跌至三四千冊，這或可看做學界與大眾已互不相干，但刊物的文章品質亦不復從前。一位學者認為，《紅樓夢學刊》目前1/3的文章是沒有達到發表標準的。
但主編張慶善認為，不可脫離當下學術環境來看紅學及學刊存在的問題。
『《紅樓夢學刊》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教育部認定的重要學術刊物，但它不屬於核心期刊，因為定所謂核心期刊的標準是轉載率，而《紅樓夢學刊》作為專刊，轉載率無法跟綜合類刊物相比。這不科學，但現在衡量學術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數量，很多學者要評職稱，要面臨生活壓力，這都是沒辦法的事情。』
學術研究與文化產品
《紅樓夢學刊》第一輯發行8.5萬冊，第二輯11萬冊，但第三輯後，銷量逐漸下滑。在當時，這未必是由學術品質引發，更大的可能是，讀者發現《紅樓夢》研究，並不是他們想像或習慣的那樣了。
自流傳時起，讀《紅樓夢》可能就有兩套系統：『引車賣漿者流』的普通人往往滿足於故事層面，而文人學士則更樂於在虛實掩映草蛇灰線的敘事中，衍生種種智力遊戲；在衣食起居器物儀制的細節中，發現種種文化意蘊。在清代李放的《八旗畫錄》中，便記載『光緒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頗見知識份子的自矜自許。
也因此，《紅樓夢》在民間的傳播，除了小說本身，依靠的是戲曲、評書、影視作品等強調故事性的文化產品，與研究作者、版本、家世、探佚的紅學實為殊途。而索隱與考據再頡頏，也不過是知識精英間的分野，雖然如果向大眾闡釋，自然是蔡元培的隱藏很深的反清複明故事，吸引力會高於胡適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類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較。
但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紅樓夢》不僅只是一部優秀古典小說，更因毛澤東多次推薦，是『文革』期間除了魯迅與部分革命文學外，尚能合法閱讀的文學作品，其意義與影響不言而喻。『全民評紅』時，普羅大眾運用階級論的分析工具，一年之間在全國報刊上發了319篇評紅文章。
因這段歷史，《紅樓夢》在中國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當下各種地方紅學會裡收納的離退休幹部，或許都曾共用這段集體記憶。而在上世紀80年代，紅學研究並不曾脫離大眾需求，比如使小說回歸小說的作品解析、人物論，或當時流行的美學理論闡釋。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以下簡稱『87版』）也被看做是學界與大眾文化需求結合的優質案例。胡文彬此前與該劇導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過廣播劇《紅樓夢》，因此當了電視劇的副監製——那個副字，是他自己要求的。五年之間他奔走於劇組與學界，每個月拿30元的車馬費。
坊間流傳紅學界有周（汝昌）派與馮（其庸）派之爭，在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播出時，甚至演繹成諸如87版周汝昌任顧問，反對後四十回；而新版馮其庸任顧問，支持用程高本，因而導致兩劇的差別等說法。胡文彬對此解釋：『87版是整個紅學會都支持的，三個編劇都是紅學會推薦的。至於李希凡、馮其庸沒當顧問，李是認為沒有一個經典作品能夠以其他的藝術形式改編成功，他不看好所以拒絕。而馮其庸是當時央視給他顧問名單請他簽名，他說你等等，我看看。至於周汝昌，他那個時候其實在美國。』
馮其庸雖未當顧問，但87版受到學界批評的時候，他還撰文力挺，認為拍電視劇是對的。電視劇播出後，相關圖書被搶購一空，馮其庸稱之為『《紅樓夢》小說有史以來最大的普及』。
或許因為這樣的往事，所以『亂象』之時，紅學家們仿佛才突然發現，很多普通讀者、觀眾已不站在自己這邊，學界與大眾之間的文化聯繫及信任似乎不再。而在這個時代要重新接續，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產品之間，恐怕差了100個娛樂頭條。當胡文彬看到有新聞稱新版《紅樓夢》需要讓紅學家審核劇本，不通過就不蓋章，不蓋章就沒法拍，大笑之餘，卻又無奈：『我想紅學會什麼時候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啊，就算廣電總局審，電視家協會審，也輪不到紅學會吧，但媒體也就這麼報導了。』
『當大眾需要一種普及性的形式的時候，紅學家沒有及時站出來，適應大眾的要求，因此這個舞臺被人家佔領了，當然就出了問題。誤會越來越深，矛盾逐漸激化。在這一點上紅學家要反思，要總結經驗教訓，思考怎麼把小眾研究轉化成大眾的文化產品。』胡文彬說，『希望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紅學能夠恢復元氣、走向正軌。而這首先要紅學界正視自己的問題，去檢討去總結。我相信還是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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